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宪法并未在实质层面规定按劳分配原则。

在哈特看来，法律是由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组成的规则体系，其中第一性规则是设定义务的规则，第二性规则是授予权利的规则，而承认规则又是第二性规则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教育实施也可归于促进的内涵。

如《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2019年6月二审搞）第835条规定，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按照《民法总则》（2017年）第27条的规定，监护人可以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那么国家能否作为承担家庭教育的主体呢？在历史上，还真有过这样的案例。[12]虽然这一观点受到了以美国心理学家朱迪斯·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为代表的群体社会化理论[13]的挑战，但是这一挑战并不是颠覆性的。这里借用英国法理学家哈特的承认规则理论来说明。

[7]可见，不是国家不能承担。[19] 针对家庭教育立法的调整范围，由于促进的基本含义是促使前进，而提高家庭教育指导就是为了提升家庭教育能力，促使家庭教育前进，故而家庭教育指导属于促进的范畴。由此可见，征收与社会义务之间的界限必须在形式上就能够得以确定。

有学者认为补偿制度可以提高财产权主体对征收行为的接受度。[14]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对征收的概念不应回归到传统意义上的理解，征收未必意味着财产客体的转移，是否构成征收应取决于是否存在对财产权的剥夺以及由此引发的权利和资产的丧失，征收本身并不要求财产获取。例如德国《基本法》第14条第1款规定：财产权和继承权受到保障。第二，对私有财产权的征收。

第三，在个案中确定引发调和手段之后，应进一步确定具体的调和手段，立法者在此同样负有权衡义务并受到比例原则的约束，尤其不得使利益相关人承受不具备期待可能性的负担。(一)立法者对内涵的形成权和对边界的界定权 我国宪法通过合法的三个字对私有财产加以限定，与其说是制宪者限制了财产权的保护范围，不如说是制宪者赋予了立法者对财产权内涵的形成权和对财产权边界的界定权。

[20]Otto Depenheuer, Verborgener Sinn und latentes Potential-Die Enteignungsentschaedigung zwischen normativem Gebot, pragmatischer Problemloesung und verfuehrerischem Paradigma, in: Otto Depenheuei/ Foroud Shirvani (Hrsg.), Die Enteignung-Historische, vergleichende, dogmatische und politische Perspektiven auf einRechtsinstitut, Berlin 2018, S.296. [21]Vgl. Ferdinand 0. Kopp/Ulrich Ramsauer, Verwal- tungsverfahrensgesetz, Kommentar, 19 Aufl. Muenchen 2018, Einfuehrung I, Rn.74. [22]Vgl. BVerfGE 58, 300(319ff.). [23]Thorsten Kingreen/Ralf Poscher, Grundrechte Staatsrecht II, Heidelberg 2016, Rn.1019. [24]BVerfGE 58, 300(319ff.). [2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指出：‘依照法律规定既规范征收、征用行为，包括征收、征用的主体和程序，也规范补偿行为，包括补偿的项目和标准。对于不具备宪法正当性的征收，补偿无法使其正当化，财产所有者可利用防御权功能针对征收行为进行防御，国家不得通过价值保障弥补存续保障的不足。调和制度 一、我国宪法关于财产权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35]如果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仅涉及财产的潜在使用可能，而非财产权的现有存续，那么财产权主体通常应当容忍。

在此，补偿使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存续保障(Bestandsgarantie)转化为价值保障(Wertgarantie)。[5]BVerwGE 5, 143(145). [6]BGHZ 6, 270(280)。(二)补偿额度的确定 对于补偿制度的法律规定，虽然我国宪法并未明确要求应符合议会保留原则，但补偿的方式、标准、范围等应当由立法加以确定，[25]毕竟补偿制度不仅涉及对财产权的(次级)保障，而且影响着国家的财政预算。在私有财产权问题上，对立法者形成和界定空间的认可和尊重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第一，私有财产权不仅涉及人本身，还涉及人与财产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系列与私有财产相关的权利通常只有通过立法才能得以明确。

在此，对私有财产权内涵的形成和边界的界定仅涉及对土地现有状态的确定，限制土地的使用往往是环境和文物保护的必然要求，若对一切限制土地使用的行为均提供金钱给付，则会导致国家的财政负担过重。事实上，这一做法并非我国宪法特有。

[23]如果允许在金钱与权利之间进行交易，那么实施征收行为的主体在进行金钱给付之后完全可以逃避宪法的正当性审查，这还会导致公共利益的实现受到威胁。第二，对征收和征用确立了依法补偿的制度。

照此，如果立法者仅规定征收的主体和程序，而未同时规定补偿的主体和标准，那么立法者对征收的规定则不符合宪法。[12]依据分割说，社会义务对财产权限制的强度甚至可能大于征收。[2]Thorsten Kingreen/Ralf Poscher, GrundrechteStaatsrecht II, Heidelberg 2016, Rn.997. [3]Ulrich Scheuner, Die Garantie des Eigentums in der Geschichte der Grund-und Freiheitsrechte, in: ders., Staats the orieund Staatsrecht, 1978, S.775. [4]关于美国的情形可参见肖泽晟：《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与征收的界限》，《公法研究》第九辑，2011年。[17]若财产本身所发挥的功能主要满足个人所需和个人自由的施展，则立法者对财产权内涵和边界的界定权较为受限。照此，适用特别牺牲理论是区分社会义务与征收的最佳方法。[1]虽然基于上述原因，立法者在此应当享有较为广泛的立法空间，但宪法和部门法的交互影响不得导致宪法对立法失去应有的效力。

[18]笔者认为，这一划分社会义务和征收的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个案中仍然无法避免社会义务与征收之间的过渡性，毕竟财产的私人性与社会性的成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那一刻无法准确预测出在个案执行时二者成分所占的比例。面对违宪的征收行为，财产权主体应当积极防御，宪法不允许其以换取金钱为目的接受违宪的征收。

[32]当公权力限制私有财产权的行为在个案中超出立法者所形成的私有财产权内涵，即超越了私有财产权主体应当履行的社会义务时，必然导致私有财产权主体成为不成比例的特别牺牲者，该行为与平等原则所蕴含的负担均等原则不符。然而另一方面，宪法中的私有财产权条款不得彻底将对财产权内容的形成和对财产权边界的界定权交给立法者。

与此相应，在形成和界定私有财产权内涵和边界的问题上，宪法并未对立法者提出很高的要求。有时立法者对私有财产权内涵和边界的界定本身符合比例原则，而且不存在特别牺牲的情形，进而与征收的界限较为分明，但在具体的个案中会引发非典型性后果，这一后果例外地导致私有财产权主体成为特别牺牲者，进而使其不具备期待可能性。

若征收行为违宪，则存续保障并不转化为次级的价值保障。结语 基于我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国家可以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且私有财产应当负有某些社会义务，但我国宪法同时还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较之于公民的私有财产，社会主义公共财产应当更多发挥实现公共利益和履行社会义务的作用。[13]如果法律对私有财产权内涵和边界做出确定不属于征收，那么执行这类法律自然也不可能构成征收。[11]以联邦宪法法院的订阅本义务判决为例：课以向各大图书馆交付若干新书赠阅本的义务并不构成征收，因为义务主体可以任选若干本样刊交付，并未被强制交付特定的财产。

第二，较之于其他基本权利，私有财产权的内涵和外延可能会相对频繁地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如果立法者不享有足够的形成和界定空间，诸多必要的改革可能会受到阻碍。在选择物质调和手段的情况下，由于调和额度应被限定在私有财产权主体期待可能性的范围内，因此调和额度往往不以交易价格为参考，[39]这是调和制度与补偿制度的又一区别。

私有财产权不仅是个人生存的重要前提，而且是其他自由权的物质基础。更何况社会义务只是私有财产权的一个维度，私有财产权仍然应当首先服务于私益，立法者尤其不得触碰私有财产权的核心内涵。

[2]我国宪法文本中将征收和征用并列，主要是制宪者当时将征收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理解，即理解为所有权转移的情形。[10]照此，内涵和边界的确定与征收最主要的区别体现为：前者是指立法者普遍且抽象的确定权利和义务，后者则在执行过程中表现为具体的个案介入，针对的是具体的特定财产，并未触及前者这一抽象制度，只是使这一制度在个案中发生断裂。

综上所述，提高对征收行为的接受度不得成为补偿制度的目的，补偿制度不得转化为公权力和财产权主体之间的交易机制。(二)补偿制度的确立 对于财产征收确立的补偿制度是财产权条款的又一独特之处。根据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无论是对内涵的形成还是对边界的界定，均构成立法对财产权的限制，进而受到比例原则的约束，需要通过宪法正当性审查。此外，调和手段并不局限于金钱给付，立法者做出例外规定、免除规定、过渡规定等均属于调和的手段。

私有财产权的意义首先通过财产所蕴含的私益体现出来，目的是确保权利主体能够自主安排和规划个人生活，并独自为此负责，进而使个体在国家面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正可谓无财产即无人格。与其他自由权不同，私有财产权不仅保障了人与财产之间的关系，即权利主体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自由权，而且还蕴含了权利主体享有财产蕴含价值的权利。

第四，如果选择物质调和手段，那么就会涉及如何确定具体调和额度的问题，此时应当再次对相关利益进行权衡。私有财产履行社会义务的典型事例是基于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等目的对土地使用权的限制。

在1981年7月14日的决议[30]中以及在关于赠阅本义务的判决[31]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均认可了对履行社会义务的私有财产权主体提供调和的手段。不能否认，现代的法治国家不再单纯通过民主立法和受法律约束的行政行为单方面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而是逐渐转向合作型法治国家(kooperativer Rechtsstaat)和协商式行政(konsensuales Verwaltungshandeln)。